当正午阳光的首部电影《得闲谨制》以独特的诙谐悲壮风格引发市场热议时，关于影片的讨论焦点，逐渐从主演肖战的转型表现，延伸至其角色承载的深刻文化内涵。影片中肖战饰演的钳工莫得闲，其看似被动的逃亡与最终的决绝反抗，被许多观众与影评人解读为一次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与家国伦理的银幕透视。这部电影的口碑分化，某种程度上正源于它试图在战争类型片框架下，完成一次不寻常的文化表达。
战争叙事中的“民间视角”：当普通人成为历史主角
与大多数聚焦宏大战场或英雄史诗的抗战题材电影不同，《得闲谨制》的叙事基点落在了小人物莫得闲身上。他从南京到宜昌，最终落脚戈止镇的流亡轨迹，勾勒出的是战争背景下普通百姓求生存、求安稳的普遍心理地图。影片并未急于渲染仇恨，而是不惜笔墨地描绘莫得闲与夏橙(周依然 饰)建立小家庭后，那种清贫却祥和的日常生活。这种对平凡“家园”图景的构建，恰恰成为了影片情感力量的基石。当最微小的幸福在战火中沦为奢望，其被摧毁时带来的冲击才更为彻骨。这种民间视角的叙事策略，让《得闲谨制》在同类题材中显得独树一帜。
“家园情结”与“差序格局”：驱动行为的文化密码
影片的核心解读密码，深植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乡土性”与“差序格局”。莫得闲的一切行动逻辑，几乎都可以从他对“家”的眷恋中找到源头。他随身携带祖宗牌位，在颠沛流离中仍渴望“五世同堂”的安宁;危机时刻，他与妻子夏橙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寻找对方、保护孩子和太爷。这种以家庭为核心、由亲及疏的伦理观念，正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
电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呈现了这种文化心理带来的凝聚力与勇气——当退无可退时，为保护家人而战的决心可以爆发出惊人力量;同时也以克制笔触，反思了其可能带来的局限，如初期村民们“各扫门前雪”的自保心态。影片通过莫得闲与肖衍(彭昱畅 饰)率领的散兵游勇的对比，巧妙地探讨了“牵挂”与“责任”如何赋予个体行动的意义与重量。
文化透视下的角色构建：肖战与莫得闲的相互成就
对于肖战而言，饰演莫得闲是一次跳出古偶与武侠舒适区的挑战。这个角色要求演员收敛外放的戏剧张力，转而表现一种被生活与时代洪流裹挟的“沉静之力”。莫得闲的转变并非简单的英雄觉醒，而是在文化伦理驱动下的必然选择。从“就这样吧”的无奈妥协，到“就不这样”的绝地反击，其心理动因紧密围绕着对“家园”的捍卫。肖战在片中以灰头土脸的造型、方言台词及专注于技艺的肢体语言，试图贴近这种接地气的、被文化基因塑造的普通人状态。观众对角色产生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这种共同文化心理的认同。
类型外壳下的文化野心：争议与价值并存
《得闲谨制》遭遇的口碑分歧，部分源于其艺术表达的探索性。它将沉重的战争主题与诙谐的黑色幽默并置，用隐喻和象征替代部分直白叙事，这种手法在追求强情节的观众看来可能显得“沉闷”或“跳脱”。然而，正是这种尝试，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战争故事，成为一部对中国人在极端环境下文化心理结构进行观察和思考的作品。
影片结尾，家园化为焦土，但一家人于废墟上相拥的意象，完成了最有力的文化宣言：外在的“家园”可以被摧毁，但内化于心的“家园情结”与由此生发的生命力，却是无法被泯灭的。这或许正是《得闲谨制》希望通过肖战饰演的莫得闲这个角色，传递出的深层文化回响。